目前，我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速趋向潜在水平、物价涨幅趋于适度、新增就业趋于稳定、经济结构趋于优化的“新常态”。在过渡期内，由于经济增长新旧动力在时间、空间以及力度上存在错配、分化和差异，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复杂性和合理性。三季度GDP增速虽小幅回落至6.9%，但居民收入、社会消费、物价水平等多项经济指标呈现稳定或回暖趋势，表明当前整体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我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从短期需求侧看，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主要源自投资乏力。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到8.7%，其中9月增速创新低至6.8%。从投资三大构成部分看，房地产投资成为投资增速下滑的主要拖累，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名义增长2.6%，比去年同期减低近10个百分点;受全球经济总体走弱、产能过剩矛盾依然突出、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影响，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制造业投资增速也继续下滑;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6.6%，基础设施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有效对冲了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放缓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虽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但投资资金不足问题依然未消，基础设施投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在当前投资增速下滑的同时，投资回报率降低的问题也要引起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效果系数(即单位投资产生的GDP增加额)呈现阶段性下降趋势，1981-1996年年均为0.53，1997-2011年年均为0.26，2012-2014年年均为0.1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所减弱。

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剧的态势下，“稳增长”仍将是整个经济工作的重心。“稳增长”离不开“稳投资”，宏观调控应该注重寻求需求管理侧和供给管理侧间的平衡。短期内，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继续实施结构宽松的货币政策，中长期要在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上做文章。要充分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必须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第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应该成为政府投资的重点。无论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还是速度换挡期，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政府投资对于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当前，政府投资的出发点首先应该是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加快重点领域建设和促进重点区域投资为抓手，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区域一体化建设;第二，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效应，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快速增长。一方面，政府通过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形成生产性的公共成本，从而有效地改善投资环境，降低私人投资成本，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公共投资领域往往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延展性，如科研、教育、基础设施等，这些产业自身的发展能够带动相关生产要素和产业的发展，并提供和创造新的、有利的投资机会，从而增加这些领域的私人投资;第三，尝试多种模式扩大民间投资进入领域，激活由过去政府主导的大投资，转变到以民间投资为主。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竞争平等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各类投资主体尤其是民间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尝试不同领域引进民间资本的路径模式，包括BOT、TOT、BOO、PPP、股权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确保这些模式有效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