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 忻平，上海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 陶雪松

城市建设与工业布局的演变，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定位与发展战略，甚至可以透视一个国家的城市与工业发展历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在服从国家战略的大前提下，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不断调整自身定位与目标，建设了一批卫星城和新兴工业区，在发展方向上寻找到了突破口。卫星城和新工业区的建设，帮助上海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以机电为核心的重化工业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向“高、精、尖”迈进，勾勒出上海城市建设的基本轮廓。

第一，坚决服从国家发展战略。

从“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再到“三线建设”，中央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经济中心，上海始终把自身发展放在国家全局之中，摒弃狭隘的地区主义，注重从国家整体工业布局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制定发展战略，以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一时期，上海充分利用自身条件、深入挖掘潜力，积极支援了全国各地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年至1958年，上海赴外地劳动者在150万人以上，支援全国工程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17.7万余人，支援机器设备、工业制品更是难以计数。

第二，抓住机遇，搞活经济。

国家战略因势而定，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因时而变。1956年，中央提出发展沿海工业的战略。上海抓住机遇，提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搞活城市经济。同时，进一步提出建设卫星城的发展思路，打开了工业布局与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空间。

卫星城的建设，不仅是上海抓住机遇的表现，也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客观条件之上的。上海交通便利、工业基础雄厚、工业种类齐全、科学技术力量较强、产业链协作便利、技术人才和科技人才集聚，加之深入骨髓的创新基因和创新动力，都是城市发展的优势所在、自信所在。

第三，错位发展，转型升级。

上海经济社会条件较为优越，但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需要全国支援。如何与国内其他城市形成错位发展，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国家既要优化东西部工业布局，又要充分利用上海老工业基地，这就要求上海必须在产业结构上作出改变。1956年至1965年，上海先后进行了三次工业改组。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合小为大”“梳辫子”，即裁并、重组众多小厂，建设骨干大厂，并按照行业梳理成专业公司。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重工业产品协作成套生产提供条件，也有助于优化上海的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级。一大批需要大量原材料的轻纺工业外迁至中西部等棉花主产区，一大批技术先进、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重化工企业得以在上海落地。

另一方面，上海要建设的不仅是全国的先进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更要努力成为赶超国外先进工业技术水平的领头羊。1963年，上海市第三届党代会提出有计划、有重点地向“高、精、尖”方向发展，要求以发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为中心，着重抓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精密机械、精密仪器仪表等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18项新技术。

但此时，西方对新中国的禁运并未解除。于是，在迈向“高、精、尖”的过程中，上海的创新基因得到充分激发，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陆续问世，如人工合成胰岛素、万吨水压机、1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等。

第四，以工建城、以城促工，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融合发展。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城镇化是工业化的载体。上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建设与工业布局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融合发展。

卫星城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先生产、后生活”的理念。比如，“闵行一条街”坚持贯彻“边生产、边生活”，积极调整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有力改善了市民的生活条件，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创新。

同时，卫星城的建设使得上海由集中单一结构发展成为群体组合结构，走出了一条具有上海特点、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工业化深入融合发展之路。

回首这段卫星城建设与工业布局调整历程可以发现，勇挑重担的志气、不断探索与创新与自我加压、目标高远，是上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对当下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启发，也为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提供了借鉴。

(本文由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