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以下简称《报告》)，对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291个城市进行了研究。其中，202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表现最为突出的五大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香港、广州。

1.上海超越香港、深圳，重回综合经济竞争力榜首

2021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前10城市依次为：上海、深圳、香港、北京、广州、苏州、台北、南京、武汉、无锡。

前三甲城市格局稳定，但排名有所变化，上海超过香港、深圳，重回综合经济竞争力榜首。而香港、深圳依次下降1名，位于第2名和第3名。

具体来看，上海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和经济增量竞争力指数都为1.000，优于深圳和香港。而经济密度竞争力指数，香港为1.000，明显高于上海的0.756和深圳的0.829。

除了综合经济竞争力，报告还指出，上海的营商硬环境、全球联系、社会包容均为全国第一。经济竞争力的5个分项指标中，营商硬环境和全球联系指标是上海经济竞争力的绝对优势，生活环境指数和营商软环境指数分列全国第2名和第3名，当地要素指标也排名全国第二，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其余20强城市总体变化不大，只有东莞、厦门和青岛的排名出现浮动。东莞从去年的第19名上升到第17名;厦门升幅较大，爬升了3个名次，成为今年的第19名;而青岛则下降3个位次，滑至第20名。

另外，《报告》发现，一线城市经济竞争力显著引领全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其内部差异最小，而二线城市内部差异不仅低于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更是低于港澳台城市。

其中，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排名平均上升了0.6名。30个二线城市中，有8个城市的排名处于下降状态，12个城市的排名未出现改变，10个城市的排名出现上升。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报告》主编徐海东在现场介绍，二线城市具体排名来看，大部分的排名基本维持在两名左右，维持稳定，而且二线城市指数来看基本处于差距不大，竞争非常激烈。

2.“东降中升”成为新趋势，“南升北降”依旧延续

中部城市正在逐步崛起，东部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略有下降。而安徽作为中部崛起的代表，表现尤为突出。

在综合经济竞争力方面，排名提升最快的20个城市中，中部占据11席，其中，安徽占据4席，滁州和阜阳分别提升了44名和26名，位居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最快城市和第2名城市，安庆提升19名，提升速度并列全国第5名。

近年来，安徽省大力建设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利用科创能力带动全省快速发展，成为带领中部崛起的新引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所研究员赵峥认为，关于城市创新竞争力的研究，还有两个关键点需要关注。一个是“创新黑箱”的竞争，即在评价和分析城市创新竞争能力、构建和解释相应评价指数时，不能仅仅强调创新资源的投入和创新绩效的产出，还应该更多关注城市创新的过程及提高投入产出的机制。

另一个是城区尺度的研究，由于中西方城市在定义、规划、规模、密度等方面存在不同，开展城市比较时，缩小空间尺度，从城区角度研究，能够更好的发现差异，并推动地方政府通过优化内部结构提升整体竞争力。

此外，从区域角度来看，中部各城市间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差距较小，中部城市排名平均上升2.25名，有46个城市处于上升状态，25个城市处于下降状态。

东部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最强，但排名略有下降，平均降低1.42名，有35个城市的排名处于降低状态，而39个城市的排名处于上升状态，但是下降城市的幅度较大，从而导致总体排名降低。

而南北部仍然延续“南升北降”的趋势。南方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持续上升，北方城市仍然下降，其中南方161个城市的排名平均上升1.35名，北方130个城市的排名平均下降1.68名。

从城市群指数角度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第一，前5名的其余4名依次为珠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

报告提出，成熟城市群由聚集开始转向扩散。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已经逐步引导周边城市提升，珠三角城市群的深圳、广州和东莞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群排名中，合肥城市群和南昌城市群的名次变化最大，合肥城市群各城市的总体排名上升6.75名，南昌城市群上升6名，引领成长城市群稳步提升。

其他5个城市群的综合经济竞争力也有大幅提升，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分别上升2.43名、4.37名、2.36名、4.07名、2.81名。

3.超大、特大城市的健康基准是什么?

今年9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显示，截止到2020年11月1日，我国有超大城市7座，特大城市14座。

城市规模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进行划分，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那么只要人口足够多，超大、特大城市就一定具有竞争力吗?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过去特大城市划分用人口规模，顶多再加一点经济总量，现在无法满足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新的任务，城市竞争力需要更多的指标来衡量。

“以前说农民离乡进城，先到四线城市再到三线城市，再到二线城市。现在不是，农民一脚就迈到超大、特大城市。所以，超大、特大城市能有一个健康的标准非常重要。”姚景源说。

这个基准和标杆具体是怎样的呢?

《报告》以“特大超大城市：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为主题，从中心区、都市圈层面对全球特大超大城市的现状与特征、高质量发展和健康程度、历史演化与未来趋势进行全样本研究和提炼。基于相关文献，创新性提出“人类舒适生存最低需求理论”。

“无论从经济学、环境还是其他方面来说，人类生存、环境可得持续都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环境来说都会产生破坏，通过这些标准可以推导出人口最佳规模、基线规模、开发的强度、开发的密度。”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报告》主编倪鹏飞介绍到。

由此，《报告》提出以下具体标准：

按照“整个城区-中心城区-次中心”的布局，在各层城市之间，整个都市圈距离市中心理想最大距离不超过33公里，中心城区距离市中心理想最大距离为10公里。

中国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区理想最大人口规模应当在420万人左右，若超过500万，则应当建立副中心。都市圈理想的最大人口规模应当在1460万人左右。

都市圈理想最大的面积为3578平方公里，人均住房面积50平方米左右。中心区理想最大的面积为314平方公里，人均住房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

全国最优城市体系为17个城市群、103个都市圈、1474个城市和城区，以及近2万个小城镇。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说：“城市空间的人地关系问题，到底城市空间搭载多少人比较合适，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标杆。”

记者：朱俐娜、张阿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