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今面临着与经济规模同等级别的内外部风险，亟待以双轮推动经济增长向内生性轨道切换，以适当预增改革成本为代价，化解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为理性繁荣清除障碍。而这要求扫除阻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尽早拿出垄断行业、资源性产品价格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时间表，破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破除影响力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对深层次改革的阻滞，彻底打破目前的权力配置格局，切实保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

□章玉贵

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新一届政府上任刚好满一年。若以数据衡量的经济成绩单，显然不乏执政亮点。但看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听他在记者会上的答问，中国经济增长向提质增效的轨道切换，才是本届政府诸多要务之首。事实上，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一直在对体量巨大但问题缠身的宏观经济体系做全面体检，而从体检结果来看，显然无法令人乐观。无论是积重难返的产能过剩问题，还是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风险，抑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房地产调控，乃至国资改革，等等，无一不是极为棘手的高难度命题。面对主要经济体中产能过剩最严重的现状，即便是再高明的经济能手，恐怕无法手到病除。

很难想象，一个经济总量只占全球比重10%的国家，仅仅钢铁产能就超过全球产能的50%。而目前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五大产能过剩行业的总负债规模已达到了7.7万亿元，其中仅有息负债规模即达到5.15万亿元，即便上述行业未来两年整体去产能化率达到11.2%，所产生的不良贷款也有5700亿元。如果加上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则问题更为错综复杂。笔者预估，要全面消解日积月累形成的庞大产能过剩，至少需要5年时间。至于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风险，至少在目前看来，尚未找到有效解决方案。几乎占到中国经济一年产出三分之一的地方债，实际上是原有政绩考核机制卵翼下的结果，亦是各种权力寻租的最大平台。地方政府举债来源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和过度依赖土地偿债，极易引发财政和金融风险的交叉感染。如今，某些城市新区的一年财政收入都还不起利息，以至于这些地方的政府腾挪空间愈来愈小，尽管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政府性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与2010年相比，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债务余额分别增长了61.75%、56.34%和77.34%，高速增长的债务规模和短期集中偿付压力，不能不让社会各界都捏了把汗。一旦地方债危机全面爆发从而引爆影子银行危机，由此触发的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甚至比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危害更大。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今面临着与经济规模同等级别的内外部风险，依靠信贷扩张引致的经济增长模式难再持续，产能严重过剩，投资结构不合理，资产价格泡沫随时可能破灭，债务链条由于经济增长动力衰减而面临断裂。最高决策层一年来日渐清晰的经济发展路线图表明：正是看到了中国经济日渐困难的发展生态，以及经济转型的紧迫性，中国经济在拨开高增长的迷雾之后，亟待以双轮推动经济增长向内生性轨道切换。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依靠资本与外需驱动的增长动力日渐衰减，在国际产业转移红利、“入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之后，简单追求高增长不仅是低质低效的政策选项，更会增加经济转型成本。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政府的能量和动员力再大，制度改进空间再大，也不能改变一个巨型经济体在高速增长30年后增长动力衰减的趋势。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周期告一段落，转向年均7%甚至6%的中速增长，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自然逻辑延伸。

经济增长向内生性轨道切换，要求我们以经济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非市场化力量对市场化改革的阻遏，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有效需求提高有效经济产出比例。还须以适当预增改革成本为代价，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勇气，化解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为理性繁荣清障。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早已表明：光靠政府驱动而没有符合要素市场价格规律的驱动，经济难以获得长足发展。再好的经济政策，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至多是促成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推手;同样，即便是最有资源配置力的政府，也无法取代市场的作用。如果不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不能约束政府的行为，看起来很好的经济政策最终会成为经济危机的推手。

如果说，仅仅依靠资本品的投放就能迅速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全世界最不缺资本品的国家当属美国。但美国在前几年深陷经济危机时并没有立即启动一揽子刺激计划以使得经济从衰退泥淖中上岸，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决策者和市场主体明白：假如没有基于技术创新的驱动，大规模投资只会饮鸩止渴。因此，奥巴马政府近几年着力采取“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回流”乃至强化美元本位等政策，力求恢复美国经济增长，而同时美国政府和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丝毫也没放松。

因此，包括各级各地政府以及其他市场参与主体应当清楚：投资之于经济增长最多只有工具价值，经济学意义上没有所谓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概念，至于进出口，其实是经济体之间资源禀赋的互换。所谓“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至多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已。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投资或出口驱动，而取决于知识、信息、研发创新等所引致的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加大对研发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提高劳动生产率。

可见，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理性繁荣，必须扫除阻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体制性障碍，这就要求最高决策层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与执行力，尽早拿出垄断行业、资源性产品价格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时间表，破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破除影响力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对深层次改革的阻滞，彻底打破目前的权力配置格局，切实保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保障。在上述关键性问题解决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性作用主导地位的转变以及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的确立，才有现实可能性。而这意味着中国还需以适当预增改革成本为代价，化解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为理性繁荣清除障碍。